内容提要：江春霖，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萩芦镇梅洋村人，清末光、宣年间享有盛誉的御史，以刚直敢言、不避权贵闻名于世。作为莆田市近代清官廉吏的杰出代表，本文根据江春霖为官期间的生平事迹，探究总结其作为封建社会谏官的理念，或许对新时期纪检监察干部如何执好纪、问好责、把好关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江春霖（1855－－1918），字仲默，一字仲然，号杏村，晚号梅阳山人，今莆田涵江区萩芦镇梅洋村人，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官至新疆道，兼署辽沈、河南、四川、江南道监察御史。时值外敌入侵、吏治腐败，国势日蹙。其任御史的六年间，为官光明磊落，访察吏治，不避权贵，敢于直言。先后封奏六十多起，与庆亲王、袁世凯、徐世昌、孙宝琦等权贵抗争，直声震天下。其时满清王朝已是奄奄一息，江春霖虽有冲天之志，却也独木难支，回天无力。宣统二年（1910），江春霖辞官归里，余生致力于家乡公益事业，建树卓然。江春霖被近代名士林纾称之为“光宣以来谏官第一人”。现对江春霖的御史人生、谏官理念进行一番剖析，以供方家商榷。

谏官虽微  职同宰相

御史古称谏官，是负责监察官吏的失职和不法行为，以及对君主的过失进行直言规劝并使其改正的官吏，与当今的纪检监察干部相似，始设周朝，之后历代延续终至清朝。御史任职的机构名称，历代有变化，秦汉时称为御史大夫寺，隋唐宋三朝称为御史台，明清两朝称为都察院。都察院的长官是左、右都御史，其属下有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六科给事中和以地区划分的十三道御史等。分道御史的品级不高，只是正七品，与知府（正四品）、知州（从五品）相比品级要低，与知县相当。从官阶上看，分道御史属于下层官吏。对于一个饱读诗书、怀有“致君尧舜上，再使民俗淳”政治抱负的封建官吏而言，御史官职卑微，似乎难遂平生之志。但对出生于晚清乱世的江春霖来说，因为从小目睹列强横行、朝廷昏庸、官贪吏横、贿赂公行、民不聊生等黑暗现实。故少时立下匡时救弊之宏志，他在《言志对》一文中，采用以主客对话形式表明自己的生平志向和对谏官的看法。他认为当官就要“内则谏官，外则县令”。客人问他为什么不想当宰相、翰林、六部、九卿之类的官，偏偏要当谏官？他回答说：“独谏官于庶政之得失、万民之休戚、社稷之安危、职官之能否，目之所见、耳之所闻，皆得行于奏牍。”“谏官知无不言，官职虽卑，任同宰相。”“吾儒志在天下，不为谏官，将安为？”可见，江春霖是个立足做实事而不是立志做大官的有为有识之士。此外，从我国历代王朝的制度设置的情况看，御史作为专司弹劾、纠察职责的官吏，虽然自身的品级不高，但是不管是多大官员，上至皇亲贵胄、元老重臣，下至小官微吏，甚至皇帝本人，他们都可以风闻言事。古代言官御史选任严格，要求品德、才识突出，同时，享有特权，并从制度上加以保障，这也是历代言官御史敢言直谏的重要原因。言官御史身份独特，职权特殊，对王朝的政治运作具有很大的威慑作用。据历史记载，万历皇帝一日演戏嬉乐，忽闻巡城御史呵呼声，亟命止歌，群小问故，竟曰：我畏御史。应当说，江春霖钟情谏官，既是其刚直的个人性格使然，也与古代谏官独特的政治功用有关。他认为监察御史固然职位小，但作用与宰相一样，关系到国家的兴亡，人民的生死。

光绪三十年（1904年），传来朝廷考录监察御史的消息，但好友密传上头指使主考官因其耿介不群，无意选他。他气愤之余，警觉自己用独特的瘦硬体写的文章，上上下下都很熟悉，于是，他提前几个月，用悬腕练变体字，应考时主考官辨认不出，开封试卷才知他竟获第一名，只好让他当上监察御史。有人笑他用骗术考取谏官，他平心静气地说：“我靠个人文才，为争得公平竞考权利，何谈骗术？”他以自己的渊博学识和耿介品德践行了他早年的诺言。

以民为本  纾民危难

江春霖当了谏官之后，牢记圣贤教诲，秉持民本思想，曾书“立国之道，以民为本”条幅自勉。同时主动践行“为百姓宽一分，即百姓受一分之福”的思想。究其一生，他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批评时政，吁请减轻民众负担。他当御史的第一个奏折就是《奏劾莆田田赋不均，请饬量为增减疏》，揭露莆田知县在征收田赋时，递加数目包给柜书，柜书再递加征收，以勒索百姓。绅富有所凭藉，还可以避免苛求，“而穷苦小民独受其害”，每两要交纳制钱高达五千余文。他奏请饬下闽浙总督彻究参办，改正贫富负担不均，使“穷民不至重困”。

其次，同情民众，为民辩冤。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江西吉安儒行乡民众因不满地方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差役勒迫，聚众至县衙请愿，当事的官员答应民众要求后把民众遣散。第二天乡民担心被骗，再次进城，经官员劝说并以兵勇携械示威后，乡民退去。而后又因两起偶发事件，引起民众与当地衙役冲突，当地官府派兵镇压。面对愈发严峻的事态，江春霖向清庭上《劾江西吉安府庐陵县民变办理未平允片》，为老百姓辩冤，认为民众“号呼称冤而已，聚众有之，始终并未执械抗官也。乃该府县风声鹤唳，过于惊疑”，指斥参将徐文科、防营统领袁坦“欲见好同僚，邀功上宪，捏称匪徒啸聚，意图报复。”直呼“统计前后乡民死伤四十有奇，而兵勇无一伤者，谓之抗拒，将以欺谁？”“民间死伤四十余人之多，而府县将弁不谪一官、不镌一级，何以惩贪酷而安良善！拟请谕旨饬下江西抚臣查开职名，交部议处”。江春霖一边为民鸣冤一边弹劾贪官，通过弹劾贪官揭露事情真相。在他的极力斡旋下，朝廷撤兵，并宽宥了事件参与者，避免了群众进一步流血伤亡。

再次，防止贪官污吏滥用职权侵害群众权益。光绪三十（1908年）四年八月，江春霖在《拟劾广西营官疏》中利用掌握的材料，弹劾右江防巡第十六队管带袁明翼借垦殃民，霸占民田，非刑毙命，强奸民女，贻害地方，拟请彻查严办，以安边疆，而伸军法。此外，江春霖还上了《奏请禁止山东典商违例取息疏》、《劾苏松太道瑞徴串同奸商运米出口片》等奏疏，每份奏疏，事例详实、措辞严厉，有效地制止不法官吏损害民众利益的行为。

最后，热心地方公益事业。“身为野老已无责，路有流民终动心”。江春霖回归故里后，对家乡的社会公益事业，竭尽心力以赴。如主修、兴建江口九里洋水渠、镇前海堤、南埕海堤、梧塘沟尾堤、哆头陡门等水利工程，以及募建秋芦溪大桥和林尾、唐安、泮洋、陈墩、霞坂、双霞溪等石桥，对施工财物，点滴归公。并捐资以助，力促其成，万人德之！这些水利桥梁，至今仍泽惠莆阳大地。1918年江春霖逝世时，“闽阳农会”首开悼会，之后各级各类农会相继开追悼会，并纷纷送去挽联。如笏石农会挽联写道：“辞魏阙而归田，芳名定垂清竹帛；建农林以兴利，遗爱已遍我桑梓”。这副对联对他热心公益事业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勤谏勇谏  尽职尽责   

江春霖是一位正直、有使命感的封建儒臣。他曾说自己一生只佩服三个人，一是诸葛亮，二是包拯，三是海瑞。他崇敬他们刚直不阿，敢斗权奸，不顾身家性命为国为民的高尚气节和鞠躬尽粹、死而后已的精神。因此，江春霖毕生以他们为楷模，奉行“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职业操守，立志要当个正直有为的监察御史。

一是勤谏。据《江杏村侍御奏议》统计，江春霖为官期间共上疏68件奏议。这68篇奏议，约略可分为奏劾时政和弹劾官吏两大类。奏劾时政的有《为停捐未能课吏太迫陈言疏》、《改官制敬陈管见疏》、《奏劾莆田田赋不均，请饬量为增减疏》、《请防奸党藉外交束手挟制起用袁世凯片》等，内容丰富，凡政治得失、民生疾苦、制度利弊、风俗善恶皆有涉及。弹劾各级官吏的有《奏参大理院少卿刘若曾斋戒托递职名疏》、《劾军机大臣袁世凯权势太重疏》、《劾庆亲王老奸窃位，多引匪人疏》等，主要弹劾王亲贵戚、内阁枢臣、封疆大吏结党营私、贪赃枉法、苛虐百姓、卖国求荣、荒淫奢侈、执政不公等罪行。据《江侍御奏议》的大略统计，被他直接指名道姓弹劾的官吏有15人，被他间接弹劾的官吏有30多人。

二是勇谏。江春霖直言敢谏，即使王公大臣亦无所惧。江春霖当上监察御史不久，两个月内两次上书弹劾左都御史陆宝忠钳制科道，又犯烟禁，不宜为台长。左都御史为都察院最高长官，江春霖敢于弹劾其顶头上司陆宝忠，可见其无私无畏之精神和鲠直之品格。袁世凯为清末头号权臣，京内外官员巴结惟恐不及，江春霖却与之为敌，先后8次弹劾袁世凯，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劾军机大臣袁世凯权势太重疏》。该疏揭发了袁的十二条罪状并指出“自古权奸窃弄，始未尝不以忠顺结主知，洎自威名日盛……跋扈遂至不臣。……历考史策所载，权臣大者贻忧君国，小者祸及身家。”据说光绪帝见此疏，愤怒无比，却因无可奈何而痛哭流涕。对于江春霖上此疏，近代法学家、文化名人江庸有这样的评论：“杏村此疏正当项城熏赫之时，迨十月，两宫宴驾，隆裕以戊戌之事深恶项城，张南皮命其孙厚璟，授意御史赵炳麟弹劾，炳麟逡巡不敢发，于是给事中陈田露章参之，袁遂去位。陈字松山，都人士有红杏青松之目，然江攻其盛，陈击其衰，岂可同年而语哉。”

三是甘担凶险。江春霖弹劾权贵，不避皇亲国戚，可谓是批龙鳞，捋虎须，需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甚至丧失身家性命的风险，但江春霖义无反顾，无怨无悔。奕劻是清末王族大臣、重臣，同时又结党揽权，与袁世凯朋比为奸，党羽、心腹遍布朝野，权倾朝野，“举朝莫敢樱其锋”。凡与奕劻父子作对，均无好下场。先是御史蒋式瑆奏劾奕劻贪污丑事，结果被遣回原衙门；后是御史赵启霖因弹劾其受贿十万两并其子载振纳段芝贵所献歌妓杨翠喜为段芝贵谋巡抚职而被免职。江春霖虑及国家前途及自己的职责，甘冒凶险，多次上章弹劾朝廷头号重臣庆亲王，如《劾庆亲王父子疏》、《论庆亲王奉旨世袭罔替，覃恩过优疏》和《劾庆亲王老奸窃位，多引匪人疏》等。《劾庆亲王老奸窃位，多引匪人疏》列举奕劻父子结党营私，安插心腹等罪行，其党羽遍布天下。该奏稿措辞激列，奕劻闻之既羞愧难当又咬牙切齿。江春霖终于因言获罪，朝廷斥责他“恣意牵扯，谬妄已极”；“莠言乱政，有妨大局”，责其“回原衙门行走”。当时全国舆论哗然，都察院全体御史集体上书，要求朝廷收回成命。但江春霖断然辞官，归隐乡里，展现一个谏官勇于担当，不避凶险的铮铮铁骨。

               讲求大义  崇尚气节

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江春霖作为封建士子，本应“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维护王朝利益。但晚晴的朝廷早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内部官场腐败，民不聊生，外部列强欺凌，山河破碎，主权丧失，各地革命党人起义风起云涌。江春霖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断然抛弃庸俗的忠君思想，转而利用谏官职权支持革命党人，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胸怀天下，忧虑祖国，同情革命的高瞻远瞩。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原是清末一名举人，但青年时期就对清朝腐败统治极为不满，秘密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活动。宣统元年（即1909年），于右任因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积极宣传革命，被捕入狱。陕西某道台程淯（号白葭）与于右任是好友，和江春霖又有忘年之交。程淯到狱中探望于右任时，得知苏松太道蔡乃煌贪污渎职之徒，遂与江春搜集蔡乃煌劣迹证据后，上书参劾。不久，蔡乃煌被革职，于右任亦无罪释放。于右任不仅感激江春霖救命之恩，更敬仰他不畏强权、刚直不阿的高贵品德，曾送两个女儿来莆求学。江春霖去世后，其后人收集其生前文稿汇编成《梅阳山人文集》，并请时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作序，于右任欣然作序，并为其遗照题词曰：“松柏之坚，姜桂之辛，是皆难老之征，以寿我天民。”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想利用江春霖的声誉和影响，起用他为宣慰使，江春霖顺应时代潮流、坚决拒受。袁世凯窃据大总统职位后，为了收买人心，多次托人邀他出山任职，也被他婉言拒绝了。民国三年（1914），袁世凯以江春霖修梧塘沟尾堤（即今涵江韩坝）有功，特授予一枚嘉禾勋章。这时江春霖已留起头发着道士装，闻后拒受勋章，并自嘲曰：“道人不需此也”，展现一个爱国士子爱憎分明，不为名利所动，拒与“窃国大盗”同流合作的崇高气节。

  淡泊名利  清廉生威

古人云:“民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不慕虚名不图私利，廉洁自省、秉公执法是官员立威立德的前提条件。江春霖身为御史，执掌监察职责，他始终坚持“执法者先守法，监督者受监督”的理念，严以律己，洁身自爱，为他个人赢得崇高声誉，也为他开展御史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和争取同道支持。

其一，不贪虚名。他在翰林院任职期间，工作之余与同事们倡谈时倾吐心声：“志不在美官,能为御史,善尽言责,我的夙愿就满足了。”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想利用他的声誉和影响，起用他为宣慰使，他不受；福建都督府聘他为顾问官，他不赴；袁世凯窃踞大总统职位后多次令福建镇抚使岑春煊请他出山，他都婉词谢绝。民国三年(1914年)，江春霖在拒受袁世凯嘉禾勋章的回函中，提出不能接受的五条的理由。他说：“贪功窃财，皆谓之盗，……好利真小人，好名伪君子。春霖身既无才，家又不富，所取信于乡人者，不好利耳，以利易名，伪之与真，相去有几？”可见江春霖是光明磊落的真丈夫并非贪慕虚名的伪君子。

其二，不蓄私财。江春霖《咏水仙》诗云：“雪貌冰姿冷不禁，早将白水自明心。任教移向金盆里，半点尘埃未许侵。”诗如其人，虽然晚清官场腐败之风极盛，但江春霖却能始终做到节身自律，为官清廉。“邮传部尚书陈璧，亦福建人，贪而鄙，甚畏言路。欲为江春霖置妾，固辞；又赠以骡车，亦不受。平时外官循俗例，所馈冰炭别敬，悉谢绝之，而微行蹩薛如故也。”江春霖虽为官十几年，当过五任御史，辞官之时却连回乡的路费都无法凑齐，不得不“鬻（卖）及书册”。当时素不相识的沪商邬挺生知其窘况，与其好友寄二百金为赠，江公至沪上时特意寻访他归还赠金，挺生不肯收回，江公坚亦决不接受，如此往返再三。江公出京之日行李萧然，只有敝衣数袭、旧书数箧而已，由此可见其两袖清风。

其三，不恋女色。孔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封建社会为官为富者多有纳妾的习俗，但春霖平生不二色，只娶一妻，并未纳妾。江春霖夫人在家病逝时，他在京都为官，悲悼不能归，特地寄来亲笔挽章：“三十年景短情长，前执教，后宦游，魂梦关山频隔绝；六千里生离死别，疾不知，殓未视，心肠铁石也悲伤！”表现出一个堂堂男子忠于爱情的坚贞情怀。从此，他终身鰥居，既不续弦也不纳妾。有一个官员涉嫌一件贪污案，心怀恐惧，他想起同乡江春霖丧妻未娶，就花大钱买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连夜带她上门，一定要送给江春霖做续弦，江春霖愤然斥责：“你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严然把他们轰走！

其四，简朴生活。江春霖在京为官时独自租屋于宣武城南，因没有车子，每次隔天清晨要上朝奏呈封事，就在前日夜半“挟衣冠，雇东洋车入宿朝房，虽大风雪如是”。生活上基本自理炊事，常以笋干佐饭，无它兼馔。江春霖回归家乡后，住梅阳山，自号梅阳道人，终日粗茶淡饭，简朴生活。江春霖虽然清贫，却内心淡定、怡然自乐，其《买书》一诗道出了其以书为乐的高尚生活志趣和以书为富而不以钱财为贵的价值取向。其诗曰：“十年薄宦更无余，清俸分来尚购书。扩我见闻山海外，令人想象帝王初。潜心早已惭高凤，老眼犹能辨鲁鱼。坐拥残篇贫莫患，籯金遗子竟何如？”此外，江春霖始终坚持为官“三不”原则，即一不添置田产，二不新盖房屋，三不蓄养奴婢。江春霖清廉自守、严以律己的高贵品德不但为他树立崇高的声望和威信，而且就连被他严厉弹劾的袁世凯、庆亲王奕劻等仇敌宿怨也内心折服。

1918年6月2日，江春霖在家乡病逝，去世时，全国各地纷纷寄来祭文、挽诗、挽联。在闽的诸贤达又专门在福州设堂致祭，陈宝琛、林纾、岑春煊、郑孝胥、萨镇冰、江瀚、郑孝柽、张琴等27人致祭，末代皇帝溥仪托人送挽联，挽文云：“七上弹章，惟有故臣悲故国；十年归养，那堪贤母哭贤儿！”江春霖是中国历史上优秀谏官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身上凝聚的不畏权贵、不贪名利、爱国忧民、不懈进取的精神是数千年来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弱而复强、衰而复兴的灵魂和脊梁。（许国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