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礼，是为年轻人进入社会而举行的人生礼仪。它标志着一个人经过漫长的文化过程后，逐渐走向了成熟。如果把成年礼比喻为成长必须经过的考验，那么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正是我们党经历战胜凶残敌人、解决党内纷争、寻找正确路线，以及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多重考验，脱离了幼年期的标志。

  长征的胜利，象征着处于民主革命阶段的中国共产党终于经受了世界上最具挑战、最为艰辛的“成年礼”考验，开始独立、成熟，并走向成年。对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而言，长征的考验，大者有三——仗到底该怎么打？纪律和规矩该怎么立？中国革命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张国焘公然违反民主集中制

  1935年9月10日，由于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坚持南下的主张，并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中央决定率右路军中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先行北上。

  张国焘对此非常恼怒，坚定了分裂之心。9月15日，他在阿坝的格尔登寺召开中共川康省委和四方面军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公开挂出“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的大横幅，悍然攻击中央北上是“逃跑主义”，鼓吹南下。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成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在会议上，他给自己的分裂之举找了一个理由：中央犯了政治错误。他声称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中央北上方针是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是“右倾逃跑主义路线”；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攻击中央领导人是“吹牛皮的大家”，“‘左’倾空谈主义”……他宣布中央“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提倡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张闻天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

  张国焘这一番蛊惑，虽然不能令红四方面军广大党员干部信服，却足以搞得大家思想混乱，甚至有些同志因而对中央埋怨不已。

  公然不执行中央决议，攻击中央犯了政治错误，另立“中央”，看起来匪夷所思，不过，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这种情况并非偶然。虽说创建伊始，中国共产党就明确要建设有严格组织纪律、有战斗力的党，但直至六大党章中才明确了民主集中制的操作性规则。即使如此，在执行民主集中制问题上，党内仍然存在着纪律规矩不严，甚至党内核心成员执行纪律规矩中投机取巧的问题。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党组织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任务中，都可能对特定的问题产生不同的看法。问题是，应当怎么办？六大党章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就是用于解决这个问题，只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总能找到答案。然而张国焘等人把民主集中制抛在脑后，不仅不执行中央决定，而且攻击中央犯了政治错误，然后鼓动党员干部与中央对立。张国焘等人固然是居心不良，但由此在广大党员中引发的思想混乱，在危险重重的战争环境下带来的巨大风险，实在是不可估量。

  不讲纪律规矩，当然要受到处理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南部迭部县俄界召开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使“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会议决定，要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的错误。但，为了最大程度教育和争取张国焘，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未向全党公布。

  然而，张国焘执迷不悟。12月5日，他以“党团中央”名义致电彭德怀、毛泽东等，公然以“中央”自居，要求“你们应以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谁在冒用中央的名义，岂能由张国焘定性。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林育英从莫斯科抵达陕北瓦窑堡，带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和《八一宣言》。12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并电告张国焘。

  张国焘以政治错误为由攻击中共中央，但还不敢无视共产国际。12月18日，他以“党中央”名义向林育英告状，要“尽力反对毛周路线”，要求陕北苏区接受其领导。林育英在回电中为教育和争取张国焘作了最大的努力，一是严肃指出“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因为目前的问题是一致反对敌人，党可有争论，对外则应一致”，二是充分考虑张国焘的态度，提出张国焘可以使用中共中央西南局等名义，或者直属中央，或者由驻莫斯科中共代表团代管。

  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的处理体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张国焘公然违反纪律规矩，应当受到严肃处理，不过，处理张国焘必须掌握好分寸，他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天下红军是一家，这支部队是党的军队，仍然顽强战斗在反抗国民党军队的第一线。因此，中共中央以极大的耐心与努力，在坚持组织原则的基础上全力争取张国焘。毛泽东在1936年1月1日致电身处红四方面军的朱德时，一方面通报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另一方面表示可以搁置双方争论，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这一电文名义上是发给朱德，其实是耐心规劝张国焘。1月13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提出搁置双方争论的意见，同样指出“另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当然，组织原则决不是停留在口头上，面对张国焘的执迷不悟，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张国焘的分裂道路走到此时，已是绝路。

  共产国际相信中共中央。24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朱德，明确表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从而否定了张国焘对于党中央有政治错误的指控，同时再次为张国焘指出出路：“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以提交国际解决。”

  靠纪律和规矩赢得胜利

  与红四方面军一起行军的以朱德为代表的红一方面军将士态度鲜明地支持中央。张国焘另立“中央”时，要朱德表态。朱德语重心长地说：“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张国焘不顾朱德的反对，宣布“中共中央”的名单，其中朱德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严正表示：“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朱德抓住张国焘另立“中央”问题不放，但非常注意方法，他耐心地规劝张国焘，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张国焘理不直、气不壮，顾忌朱德的意见和在红军中的威信，不敢在分裂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时势比人强，北上、南下的战略分歧孰优孰劣由实践给出了答案。多年之后，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承认，中央北上，实施“联蒋抗日”政策后，“找着了一个军事巨头张学良。这种事态的发展，使我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而张国焘率军南下之后，转战川康边，面对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攻，经历了初期的胜利、百丈关决战的失利、直至最终不得不撤出天全、芦山地区，转入防御，“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没有什么收获，不到一个月便结束了”。1936年2月，国民党增调重兵大举进攻，张国焘被迫率部不断西撤，于4月上旬撤到甘孜、炉霍地区，部队只剩下4万余人，与南下前相比已减员过半。这一事实，印证了中央“南下是绝路”的论断。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就四方面军的战略方针提出三种方案，上策就是北上陕甘。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部队讨论后，一致赞同北上陕甘的方案，张国焘面对南下碰壁、广大指战员日益不满的现实，不得不同意北上方案。

  中共中央能彻底改变张国焘的错误，关键之一是朱德的努力。他紧紧抓住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契机，坚决主张久留康北，以接应红二、六军团。朱德相信，只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主张党和军队的团结的力量就更壮大，就有把握实现北上的目的。事实也是如此，鉴于将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以及中央同意同四方面军“暂时采取协商方式”的承诺，张国焘不得不在6月6日宣布取消自立的“中央”。6月23日、30日，朱德亲自迎接红二、六军团，并向萧克、王震、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红军将领介绍张国焘闹分裂、另立“中央”的真相，与他们统一了对张国焘的态度 。在贺龙、任弼时等人的坚定态度面前，张国焘再也无法坚持错误做法。7月2日，朱德在甘孜举行的庆祝红二、四方面军会师的联欢会上讲话时指出，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要克服一切困难，到陕北和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第一方面军会合。 在贺龙、任弼时、朱德，以及红四方面军陈昌浩、徐向前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张国焘最终一步一挪抵达陕北。

  张国焘另立“中央”，是长征途中极其艰险的一幕。张国焘固然是野心勃勃、另有所图，但他以中央犯了政治错误为由另立“中央”，却一时间蛊惑了大批党员战士。为此，中共中央以制度建设明确纪律规矩。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中强调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并通过《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文件，重申党的组织纪律，提出了著名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把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制度化。（翼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