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杖，即在朝廷上杖打大臣。这种野蛮行径，据说始于金元。元代大臣被杖之事屡见不鲜，甚至有中书省长官在朝被杖的记录。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完全承袭了这种粗暴的做法，而且似成定制，施行得变本加厉，不论官职尊卑，稍忤皇帝旨意，立即拖下重打，打毕拖回，杖毙了事。终明之世，朱元璋及其子孙杖杀朝臣之事，史不绝书，形成了有明一代皇权极化与高压政策相结合的时代特色。

  去衣受杖始于正德

  明代杖打大臣，行杖的是锦衣卫校尉，监刑的是司礼监太监，杖打的地点在午门外。执刑之时，众官穿朱衣陪列于午门外西墀下，左列宦官，右列锦衣卫，各30人；下列旗校百人，皆穿紧身臂衣，持木棍。

  宣读以后，一人拿麻布兜将“犯人”自肩脊以下捆好，使左右不得动；一人缚其两脚，四面牵曳，仅露臀部受杖。所谓宣读，是司礼大珰数十人捧驾帖来，喝喊“带上‘犯人’来”，下面千百人大喊相应，“声震甸服”。带到“犯人”跪下，听宣读驾帖毕而后行刑。杖时喝“着实打”，喊“阁上棍”，都要大喊如首喝。“阁上棍”指的是杖打股上。杖毕，校尉4人用布袱拖曳而去。

  最重要的是，被杖人的轻重死活，全操于行杖校尉和监刑太监之手。锦衣校尉行杖，只看监刑太监的两只靴尖，若两只靴尖向外呈八字，受杖人还不致被打死；若两只靴尖向内收敛，则予杖者就休想活命了。

  被打的人在明宪宗（1465年—1487年）以前不去衣，用厚棉底衣重毡叠帊，示辱而已。到明武宗（1506年—1521年）时，刘瑾擅政，“恶廷臣，始去衣，遂有杖死者”。从此，去衣受杖也就循以为例了。

  廷臣受杖多数是由于奏谏言事，违忤皇帝旨意，很少是因为罪过而受刑的。

  11位莆田人被廷杖

  明代福建兴化府（今莆田市）的许多谏臣，为了社稷的安危，为了百姓的利益，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进谏君王，仗义执言，与权奸作斗争，因而遭受廷杖、下狱、贬官或革职。史志有记载的就达30余人，其中御史占了一半多。

  成化朝，御史林诚，因论大学士商辂失职事，忤旨被廷杖下狱。林诚（1425年—1486年），字贵实，号井庵，莆田县人，天顺八年（1464年）进士，授广东道监察御史。

  《兴化府志》载，“成化四年（1468年）……（林）诚因疏‘内阁辅臣商辂，在康定时遇易储不能执节，非宰相器，宜策免如故事。’不允。复入疏，且谓‘乞罢商辂，以谢天边；臣愿罢职，以谢商辂。’宪庙怒，下之狱。既而以诚言官，挞于朝而释之”。

  成化十九年（1483年），林诚复入京，仍任湖广道御史，“适初春地震，驰上弭灾十事”，“老吏谓：百年间无此御史也”。史家评他，“蒞官明达事体，精勤不懈，有所弛张，皆切实弊。凡事人所难为者，一皆易之”。

  成化朝，御史邱天佑，莆田县人，因弹劾权臣王越勾结太监李广阴谋复职事，被廷杖下狱。

  正德朝，御史周宣因疏谏武宗南巡，被廷杖下狱。周宣，字彦通，号秋斋，莆田县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授常德府推官，升任监察御史，巡按山西。清乾隆《福建通志》载：“武宗南巡，率台官疏谏，罚跪端门外，烈日中三日。”后历任山西提学、广东按察使、广东布政使。

  嘉靖朝，御史林有孚、郑洛书、张曰韬（皆为莆田县人）因“议大礼”，被廷杖。

  嘉靖朝，御史林若周，莆田县人，因劾霍韬、张璁乱大礼，被廷杖。民国《福建通志》载，“嘉靖初，征为南京御史。时大学士杨廷和廷议王守仁江西功不见录，外戚蒋轮、邵喜累宠滥恩，张璁、霍韬淆乱大礼，（林）若周悉有论列。又疏言：‘今天下民穷财尽，盗贼充斥。近见有司渔猎百姓，朝廷大明黜罚矣，其镇守太监征求不已。陛下亦宜亲降手敕切责之，则庶乎弭盗安民之一策也……’疏入，帝积怒，与杖，遂以父老乞病归”。

  嘉靖朝，御史方一桂，莆田县人，因忤旨，被廷杖、削职。

  清乾隆《莆田县志》载，方一桂忤旨，“且言：‘陛下杜天下口已三年矣。’世宗震怒，廷杖六十，削籍，卒于家。隆庆改元，赠光禄寺少卿”。

  嘉靖朝，御史朱淛、马明衡（皆为莆田县人），因疏谏“免朝”于礼不合，被廷杖下狱。

  嘉靖朝，御史林应箕，因疏诛道士陶仲文以谢天下，被廷杖、贬官。林应箕，字辉南，号石海，莆田县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授行人司行人，升任京畿道御史、巡抚云南。

  民国《福建通志》载：“复按浙江，会台州倭寇大至。（林）应箕阅丁壮，授兵登陴，檄旁郡兵赴援，阅月倭遁，追斩无算。疏陈御倭事宜及战守数十策，请复巡抚重镇，筑沿海诸邑之无城者。”又云：“迁京畿道，时道士陶仲文以长生术得幸宫中，斋醮无虚日，采芝采香使四出，香蜡派买动盈数十万。应箕疏诛仲文，以谢天下。帝怒，诏杖四十，仍供职……坐谪六安州判。浚复安湖，东坡、查陵、龙阳诸塘数十区，州人立祠以祀。”后历任湖广布政司参议、两淮运判、宁国同知。

  此外，因忤旨、疏谏没有被廷杖，而下锦衣狱、贬官或革职者还有御史林熊、林正、陈琳、李廷梧等人。

  犯天威的心理根源

  据统计，有明一代，共举行91科考试，录取进士24636人。福建有2395人，占全国总数的9.7%。而只有莆田、仙游两个县的兴化府，登第者却达535人，占全国总数的2.17%，占福建总数的22.3%。

  仅莆田一县进士就有522人，占全国总数的2.11%，占福建总数的21.8%。其中，担任御史之职的有61人，占莆田进士总数的11.7%。而被廷杖的御史11人，占莆田御史总数的18%。人数之多，在全国也是罕见的。

  终明之世，廷杖不绝。作为谏臣，御史首当其冲。这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明初朱元璋执行“礼主法辅”的政策，礼和法既有共同的社会根源，又是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体现。但礼包括的内容更广泛，对社会所起的约束作用更深入。因此，尽管礼不具备国家的强制力，却仍然是束缚广大臣民的精神枷锁。

  明代臣僚大多是由科举入仕，其思想灵魂已为“明礼”所浸透。为维持封建国家的长期统治，保卫他们君臣之间的共同阶级利益，勇于犯颜奏谏，干怒“天威”，落得皮肉受苦，或者死于非命，成了皇帝淫威下的牺牲品。这既是他们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及政体必然造成的悲剧。（林祖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