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地方志中，一般都有《人物志》，为本乡本土的仁人志士立传，以示褒奖之意，图为清代《兴化府莆田县志·人物志·乡行传》书影。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胜利路中段梅峰寺旁，有一座为明朝河南道监察御史陈茂烈而立的“孝廉坊”，结构古朴，造型别致；坊旁原有一条小巷，时称“孝廉里”。古地名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淡忘，但陈茂烈的名字却永垂史册。陈茂烈为监察御史时，“袍服朴陋，乘一疲马，人望而敬之”。壮年的陈茂烈为了年逾八旬的母亲辞官归里，精心侍奉母亲十几年，地方官听闻其辛劳，派了两个小卒前去帮忙，三天后即被陈茂烈打发回来了。母亲重病，他亲调汤药，又往城西造墓，因日夜操劳而病倒月余。母亲辞世后，陈茂烈哀痛不已，头发尽脱，病情转剧，不久也离开人世。朝廷为陈茂烈的孝与廉所感动，特把他住的地方命名为“孝廉里”，立“孝廉坊”，陈茂烈也被称为“孝廉先生”，成为乡国之仪范。

  打开清道光版的《福建通志》，莆田孝廉人物代有其人，其中唐1人，宋8人，元6人，明48人，清37人，其内容记载较为丰富，这些孝廉人物，孝感天地，其出仕为官者，多能清廉为官，以修齐治平为人生价值取向，下面我们从历史的海洋中选取了几位莆田孝廉人物的故事以飨读者。

孝行世美

  在莆田市涵江区白塘镇显应村，有一座建于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年）的“郭氏孝子祠”，宋高宗特赐“双阙”和“百官下马”碑，并题“绍兴旌表郭氏”匾额。孝子祠大厅上悬挂着郭义重、郭道卿和郭廷炜三孝子的画像。

  郭义重应是北宋末年出生的，早年在太学就读时，“以操尚称”，史载他四十多岁客居杭州时，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赤脚从杭州奔回莆田，悲痛欲绝。义重家境贫寒，操办丧事花费甚大，但朋友的所有馈赠，他一概不受，“聚土为坟”，在墓旁种植松竹，搭草房为母守灵，直到六十岁才娶妻。宋高宗被郭义重的孝心所感动，特下诏旌表。

  郭道卿为郭义重的四世孙，生活在宋元鼎革之际。至元初，福建刚纳入元朝广袤的版图时，地方上并不平静，盗贼四起，百姓纷纷离家逃难，只有道卿和弟佐卿独守孝子祠，不愿离去。盗贼将兄弟二人抓获后，要先杀佐卿，道卿告诉盗贼，他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可佐卿的儿子尚弱小，他请求盗贼放了弟弟，杀他便可。佐卿也争着告诉盗贼，家中大小事务，都赖道卿打理，盗贼万不可杀了哥哥。道卿听罢，就要向锋利的刀刃凑去。盗贼见此，大为讶异，对他们说道：“汝孝门兄弟若此，吾何忍害”，于是释放了两人。

  郭廷炜为郭道卿之子，宋咸淳十年（1274年）进士。听说父亲生病后，他立即从建宁路平准行用库使任上辞官，归乡侍养父亲。有一次，郭廷炜搀扶父亲外出避贼，仓促间被冲散了，他边找边哭，头发一夜间变白了。找到后，怕再次走失，就背着父亲逃难。父亲病逝后，他昼夜悲哭，眼睛肿得都睁不开。

  郭氏三孝子的事迹传开后，后世朝廷基于“以孝治天下”的理念，不约而同地给予旌表。明成祖御赐“孝子却馈”匾，明英宗御赐“五伦金书”匾，清康熙敕书“孝行世美”匾等。明代方志学家黄仲昭评论：“此郭氏义重、道卿、廷炜所以荐被于孝之典也，然求之于世，一邑之中得一人焉，盖已罕矣，况一门乎？一门之中得一人焉，亦已罕矣，况三世乎？”这实在是“旷古所罕见者也”。

  郭氏三孝子不仅是郭氏家族的荣耀与自豪，亦是莆田孝行的一座丰碑。如今每年正月初五，郭氏后人欢聚一堂，齐诵先祖留下的家训；一些散居仙游、漳州、惠安、福清、广东等地及海外郭氏孝子后裔也纷纷来此认祖祭祖，共襄孝行。

居官要清

  宋孝宗曾问莆田人叶颙：“卿当官，以何为先？”叶颙答道：“臣之当官，每以公忠为先。既尽公忠，则不为朋党，不畏强御。以之为台谏，则持正论；以之坐庙堂，则行正道。处富贵而不以为荣，当鼎镬而不以为惧。公忠二字，其用甚大，未有一日舍之而安者。”怎样才能做到公忠呢，清则公，清则忠，清则刚，清则得民心、留清名。

  翻开史志，从莆田这片土地走出的官员多能“持身皎如玉雪”“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这既是他们居官之政风，也是做人的秉性。

  明代莆田人郑纪历英宗、宪宗、孝宗三朝，以身作则，清正廉洁。任国子祭酒时，国子监有伙食结余千两，经办人依例送郑纪一份。郑纪责问：“膳为监生，何与祭酒？”遂全数归还。有的同僚认为郑纪这是故作清高，郑纪曰：“非敢立异，不忍白首改节也！”

  明代泸溪知县阮哲退休回家时，打开行囊仅存十金，人们无不感到惊讶。问他原因，阮哲表示众人遗留子孙以富厚，我遗留子孙以清贫，富厚滋生懈怠，清贫招致警备。我怎能损害百姓，而使自己沾惠呢？

  清代安东县令彭铭，居官廉明，获嘉庆帝赐御书褒奖，转任剑州知州后又被吏部考核为“清廉爱民，洁己奉公”，署理嘉兴府时，有人劝他经营家计，彭铭说：“吾世代清白，毋玷素风。”史志称他历官三十余年，一如寒素，未曾构建一间房屋、增加半亩田地。

  巧立名目、中饱私囊是一些贪官污吏惯用的伎俩，如以“鼠耗”“火耗”之名加征，所得名为“羡余”，实为巧取豪夺的苛捐杂税，而清廉的官员能做到公私分明，对“羡余”不动心。上面提到的叶颙，在任职常州时，因治理有方，不到一年，就节余二十万缗。同僚劝道：“两浙二漕献羡余二十万，平江、镇江各十万，人赏一官。公何惜而不献？”叶颙答道：“名为羡余，非重征则横敛，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赏，实耻之！”又道：“某生平恶人献羡余，他人竞欲做好官，某只图做好人。”闻者愧服。

  除了上面这三位外，还有人称“耐贫翁”的宋代秘书郎许巽，曾说：“居官之要，清字作根本。鹑衣彀食便了一生，何假积聚为子孙计”；还有明代曾担任过南昌教谕、青州教授的林长懋，任上“自俸清俭，朝夕食惟盐菜”，人呼之“林盐菜”……

  这张名单还可以开得更长。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职位上，坚守清廉，公忠体国，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崇敬和学习。

实惠天下

  “实惠天下，以利百姓”，这是从莆田这片土地上走出的官员大多持有的理念，他们为民伸张正义，关心百姓疾苦，书写着爱国爱民、兼济天下的感人篇章。

  中国第一座海湾大石桥泉州洛阳桥，素有“海内第一桥”之誉，与赵州桥齐名，有“南洛阳，北赵州”之称，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称之为“福建桥梁的状元”。洛阳桥建成后，“渡石支海，去舟而徒，易危为安，民莫不利”。这座桥的建造者是北宋的蔡襄。

  蔡襄为官时，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发展地方经济。在知福州任内，他命令属县疏导沟渠，扩大水利灌溉。嘉祐元年（1056年），蔡襄再次担任福州知州。单是嘉祐二年（1057年）一年，据闽、侯官两县不完全统计，辖区内疏导沟渠二百多公里，受益耕地三千六百公顷以上。据《宋史·蔡襄传》记载，蔡襄任福建转运使时，恢复莆田五塘水利，受益面积达一千余顷，受益农户计八千余家。同时，他还令人在福州到漳州的主干道两旁种植松树为行人遮阴，有民谣称赞此事：“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

  蔡襄仅仅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一个缩影，像他一样济世安民的官员，在莆田史志中还有很多。

  宋代江西新建知县苏钦，不忍对岁歉力竭的百姓强行催税，和上司争论说，民力告竭，如果强行催办，民必受损，“何忍为之？吾有去尔”，为维护百姓生计，他以去职相争。还是在宋代，在永静军任判官的林伸，面对内臣程昉肆意毁占民田之举，挺身而出，为民发声，有人以其职位既低，言辞又尖刻，乃自招灾祸相劝，林伸以只知为民打算，不知为自身安危打算回应。

  莆田古称兴化，兴化大地，贤臣辈出，凝聚在他们身上的孝与廉，从历史的深处走来，激发出今人绵绵不断的活力，要在这片土地上再立新功。（吴震 志平）